古今花事：解码北京春日赏花的文化基因

每年春日的三、四月间，江浙地区便成为了赏花游客的热门目的地。但追溯至明代，一位名叫宋启明的文人便已巧妙地提出了赏花的“反向”理念。在他的著作《长安问花记》中，宋启明这样描述：“燕地气候苦寒，却独有各种草花争奇斗艳，而江南那些被遗弃在水边、篱笆外的花草，无不绽放出绚丽的色彩，散发出迷人的芬芳，甚至有些花儿的美丽让人难以辨识其名。”北京的地理形态和气候条件的复杂多变，反而为各类植物的生长和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今日的我们，不妨跟随古人的足迹，一同去探寻在北京如何领略这独特的赏花风情吧!

若是在赏花之路上错过牡丹，似乎实在有些说不过去。自唐宋时期起，牡丹便以其独特的魅力独领风骚，成为了众花之首，享有“国色天香”、“花中之王”的盛誉，尤其是洛阳牡丹，更是声名远播，闻名于世。早在辽代时期，北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牡丹。到了明代，牡丹的种植范围不再局限于皇家园林，城市街道、私家园林、私人宅邸乃至寺庙等地方，都可见到牡丹的身影。春日里，平民百姓也能一睹牡丹的娇艳芳华，共享这份自然之美。

不过确切给了牡丹“国花”名分的，还是在明代中后期。在当时的一些史料与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明代人将牡丹称为“国花”。如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：“寺(极乐寺)，天启初年犹未毁也，门外古柳，殿前古松，寺左国花堂牡丹。”又如万历三十八年(公元1610)，公安派诗人袁中道曾游历京师极乐寺，他在《游居柿录》中写道：“极乐寺左有国花堂，前堂以牡丹得名。记癸卯夏，一中贵造此堂，既成，招石洋与予饮，伶人演《白兔记》。座中中贵五六人，皆哭欲绝，遂不成欢而别。”五六个宫廷内侍坐在国花堂，一边看戏，一边赏花，最后哭到伤心欲绝地走了，这个赏花体验感的确丰富。

古代北京赏花有牡丹，自然不会少了芍药。北宋文人王禹偁(chēng)曾赞芍药：“百花之中，其名最古。”芍药花大而香，色泽绚丽，有“花相”“花仙”之称。早在先秦时期，芍药就被作为观赏植物，如《郑风·溱洧(wěi)》：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唐宋时期，古人若是想观赏芍药，肯定去扬州。到了明代，随着政治、文化中心的迁移，北京成为了芍药的新栽培中心。据刘若愚《酌中志》载：“寿皇殿之东曰永寿殿，植牡丹、芍药甚多。”“四月，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纱衣，钦赐京官扇柄，牡丹盛后，即设席赏芍药花也。”宫廷内苑种满了牡丹和芍药，皇帝还设席邀请官员们前来观赏。宫廷外的城郊与园林，也都是芍药花的天下，老百姓们可随时与芍药来个约会。

除了牡丹与芍药外，杏花也在古代北京赏花的“必赏榜”中。这不由得让现代人有点困惑，不是有“杏花春雨江南”这个说法吗?怎么古代北京的春天里还有杏花可赏?事实上，杏在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生长更为普遍，历来也都有“南梅北杏”的说法，只是后来杏有一个向南迁移的过程。

杏花，亦称甜梅花、北梅花、杏海花、野杏花，是春季最早绽放的使者。每当早春时节，它便以繁茂的姿态迎接春天的到来。在元代，北京城外的郊野以及城东地区，杏树种植尤为广泛。当时，齐化门外便有一处因种植杏树而闻名遐迩的“杏园”，那是董宇定的私家园林，园中杏花盛开，美不胜收。 进入明代，北京地区更是将杏树大量种植，供市民百姓游赏。每当杏花盛开之际，那雪白的花朵在春日的阳光下闪耀，宛如梦境般美丽。古人曾用诗句描绘这美景：“红云看不彻，漠漠杏林花。”因此，明代北京的二月被赋予了“杏月”的美誉，成为了春日里最美好的月份之一。

此外，海棠、藤花等植物在古代北京春天也享有“必赏”的盛誉。正如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载：“(海棠)首先观赏的是西府海棠，其次是贴梗海棠，再其次是垂丝海棠，而模仿的则是木瓜花。分辨它们的方法是看叶子，木瓜花是先于叶子开放，而海棠则是叶子先于花朵绽放。”仅就海棠花而言，在明代北京就已经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品种。由此可见，古代北京的春天是何等的绚烂多彩。